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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國意識

來源:北京晚報

時間:2019-04-17

  唐朝政治變革帶來社會穩定,經濟政策帶來農業發展,絲綢之路帶來貿易繁榮,科舉制度帶來公平選拔人才,軍隊優勢帶來國家的崛起,朝貢體系帶來周邊羈縻臣服。

  “大唐”兩字在無數出土的墓碑石刻上赫然標識,這表達的是當時人作古后仍對自己國家的自傲,甚至在金銀器皿、磚瓦陶瓷底部都要刻上“大唐”字樣,表明自己的身份簽注。為什么稱為“大唐”,為什么“唐代印記”作為大國盛世一直被人們津津樂道引為自豪?其中既有文獻上的記載,又有思想上的烙印 ;既有唐詩的雄渾氣象,又有藝術上的登峰造極。歷史上的許多事情,也許千年后回頭看,才能在歷史長河中領悟其深遠意義——唐代文明盡管外殼不存在了,但它已經轉入人類的記憶之中,歲月的磨礪擴展了唐代以來的生命維度,周期性的繁榮和衰退,循環式的文明與野蠻,千年來的血淚教訓和喜樂追思,在歷史進程中深深烙下唐代的印記。人類進步不可能脫離歷史,不可能存在與歷史決裂的進步,歷史遺產的借鑒作用和意義,就隱匿其中。

  大唐的概念,建立在從東亞到中亞的亙古未有的龐大地域上,留下的遺產讓記憶之門再次啟開,部族式的羈縻統治,雖然反復無常控制并不牢固,但宗主權“統而不治”的政治影響跨界久遠,中國境內出土周邊部族和遠及安國、康國、米國、曹國、何國等諸國質子墓志讓我們看到了疆域遼闊的奇跡。當我們看到陜西歷史博物館展出的波斯銀幣、拜占庭金幣和撒馬爾罕考古博物館展室里的唐代“開元通寶”貨幣時,不由意識到大國經濟的博弈,不管是農業圈還是牧業圈,經濟的交往絕非隨意隔絕。

  嚴格地說,“大”與“小”不在于疆土界限而在于國家強盛,一個朝代強大也在于有生命力持久的文明。奠定國之強大的人心氣度、自由意志和兼容并蓄,是大唐之曾經繁榮強盛的根本。“天子呼來不上船,自謂臣是酒中仙”,竟敢口違皇命獨顯自我 ;一句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”,讓多少后世文人在心中橫生人格的最高境界。魏征敢頂撞李世民,駱賓王敢叱罵武則天,白居易敢嘲諷李隆基……在高度集權的王朝國家里,從胸襟大度、宏闊大氣的意義而言,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朝代大過盛唐。

  唐朝的大國意識并不是天朝意識,是開明拓寬的華夷一統,而不是閉關鎖國的與世隔絕。在中國古代歷史進程中,只有隋唐帝王冒出了“天可汗”的稱號,百年內出現了“萬國來朝”的局面,閻立本的職貢圖可謂神來之筆,不是充滿敵意的邊遠蠻夷而是大國之外的使臣。大唐之初,唐人就知道自己無法與外邦割裂,朝貢貿易也不可能長久持續,即使安史之亂造成了大國的拐點,唐朝從攻勢轉為守勢,還得硬撐著炫耀自己的大國自尊。

  大國崛起必有大戰,隨著整體國力的上升,不打幾仗顯示國家的強大,“大唐”就當得名不正言不順。北朝以來突厥及周邊諸族帶來的自卑和雪恥之心,使得隋唐對外有種強烈的奮起反擊和崛起之感,最后落到領土的爭奪和國家版圖的擴張。自然這不是用戰爭換來一場榮耀,而是一個大國追求的切實利益。公元 670 年,大唐之國的版圖達到了中國歷史上的高峰。

  按照傳統觀點解釋,唐朝政治變革帶來的社會穩定,經濟政策帶來的農業發展,絲綢之路帶來的貿易繁榮,科舉制度帶來的公平的選拔人才,軍隊優勢帶來的國家的崛起,朝貢體系帶來的周邊羈縻臣服。這幾大戰略支柱是國家最直接、最關鍵的支撐因素。然而,大國非同小國,整個國家的運轉需要方方面面的料理,唐朝憑借實力、國力、軍力盛極一時,“天下一家”的背后需要研究的內容很多,即使我們耗盡精力也只能研究其中的一部分。縱觀中國歷史上幾個大的王朝,強盛標志無非國富兵強和民豐物阜,但在文官體制、法制規范、科舉選人和民族文化等深層文明上作出突出建樹的首推大唐。唐朝的文明魅力和文化理想,具有在王朝本身消亡之后的永恒價值。

  一個大國不是憑空建起來的,大國不能光看財富增加,還要看各種制度的“骨架”和文化價值觀等“骨髓”里的提升,要看其長治久安的制度與對外文明的吸納,唐代的三省制、科舉制、府兵制、賦稅制、朝貢制等都曾支撐了其強國的地位。一千年前的司馬光曾在《稽古錄》卷一五中評論唐朝“三代以還,中國之盛,未之有也”。唐朝作為一個強盛大國為后世企羨,其流光所及足以供人們細細研討。

  隋唐史研究一直是中古史領域中的顯學,眾多底蘊深厚的學術大家都在唐史中頗有建樹,許多皇皇巨著影響著一代代后來學子,王國維、陳寅恪、陳垣、向達、岑仲勉等史學大家為什么要選擇唐代歷史作為中古開墾的土壤?恐怕他們就是想仰觀歷史的巔峰,尋找盛世的淵源和變遷的脈絡,以至于后人面臨的深耕課題很難繼續推陳出新。

  即使新史料、新物證不斷涌現的現在,也存在著“重新發現”還是“重新發明”的區別,這是想象與真實的界限。我一直不同意研究者預設項目申請經費,也不同意寫作者憑主觀想象編造出許多歷史產物,還原歷史無疑是我們的責任,但觀點結合史料是一個復雜的命題,我們無法完成對千年前歷史的完整追憶,面對被遺忘的巨大空白,只能拾起歷史的碎片、斷裂的痕跡、稍縱即逝的生命記載,做一點再憶再現。這就是歷史、考古、宗教、藝術諸多領域學者的使命。

  喚醒沉睡在枯燥古籍中的歷史,呼喚重拾隋唐史中的細節,似乎是我們的一種學術緣分。一個世紀以來,中國境內不斷發現的文物古跡,呼吁我們要搶救鮮活的歷史,考古文物可以使我們回憶大唐時代沒有記錄的歷史,增添補充以前不知的種種資料,目的就是不忽視文明的遺痕,不掉進歷史掩蓋的怪圈。

  筆者曾經認為,大唐的強大很可能只是一個神話。天寶時期追求“虛妄”勝利的戰爭捷報彌漫朝廷,楊國忠、安祿山等掀起一波波的“虛假”捷報,使皇帝陶醉在天下大國的美夢中,朝廷上下沉迷于功勛榮譽之中。然而,從青藏雪原到西域草原,從白山黑水到云貴高原,從盛唐到中唐,激烈的爭奪一直伴隨著國家的興衰。安史之亂把唐朝置于最危險的境地,喚起了從文人書生到平民百姓的危機意識和使命意識,不少朝廷官僚也由原來追求功名利祿、建功立業,空前地轉向族群觀念、尊嚴意識,在唐朝生死存亡的關頭,人們知道犧牲自己是為了換取整個大國的生存。

  一個民族理應以嚴肅的態度,用最莊嚴的方式向自己的盛世致敬,苦難會給一個民族堅韌的品格,勝利則會給一個國家信心與力量。這是一個不能忘卻的大國紀念,也是需要傳達的銘記歷史的強音。因為唐朝的中國不是一個“屈辱時代”,不是一個“失敗國家”,即使安史之亂后的唐朝進入一個不穩定的時代,異族外侵和藩鎮內亂加劇了大唐帝國一步步走向崩潰,可是唐朝仍在東亞扮演著重要的大國角色。

  每當看完學術界研究唐人的成果,就像呼吸到長安城里的風,呼吸到一種闊大不羈的胡風蕃俗混合的氣息。寫唐史不是跪著寫,而是站著寫,有種俯瞰強勢民族的英雄主義崇拜 ;讀唐詩也不是坐著吟,而是站著誦,有股被金戈鐵馬沖擊的歷史大氣。要感恩唐人給我們留下如此壯闊的歷史、文學、藝術、宗教等文化遺產,讓我們能自豪地站立在世界民族之林。(葛承雍,陜西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、特聘教授,1993年起為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,現任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,研究領域為漢唐文明、絲綢之路等,近日出版作品《大唐之國》。)

原文鏈接:http://bjwb.bjd.com.cn/html/2019-04/16/content_11878694.htm

(責任編輯:桑愛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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